陈书敏:我们能为这些民工子弟做什么?
之前给几个打工子弟小学的校长电话联系我们的志愿服务项目,他们大多都是或直接或间接拒绝了我们的志愿服务。只有朝阳区红旗小学的李校长给我们以正面的答复,“我们学校现在课程时间安排得比较紧,实在是没办法再给你们额外安排出一段时间来。但是还是要谢谢你们。”
就为了校长的那句“还是要谢谢你们”,今天我们小组一行五人一起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朝阳区黑桥村的打工子弟小学——红旗小学,了解学校的实际情况,寻求进一步可行的志愿服务方式。
辗转找到学校,看到红色的校门紧闭着。学校里很安静。
不一会儿,一位阿姨开了门,随后,我们在校长办公室里见到了李校长。校长办公室很简陋,一张办公桌,一张沙发,还有一个简单的书架稀稀疏疏地摆放着几本书。
校长跟我们简单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学校目前大约有500来个学生,设有小学和初中部。校长跟我们解释说学校这个学期的课程安排有点紧凑,在十二月中旬就应该放假了,这样,能让学生的家长(农民工)赶在春运之前早点回到家,所以学校老师也要赶课。
我们也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策划中的方案,与校长商量其他条件允许的帮助的方式。
给孩子们募捐书籍,买文具,办文艺晚会,到班里和他们分享经验……
学校的有一块空地,校长说这是孩子们的“操场”,几张破旧的乒乓球桌,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体育设施。下课了,低年级的孩子们跑出来玩耍,在这块空旷的场地上。玩着游戏,你追我赶,跑着跳着。
校长原先跟我们提议说我们可以来给孩子们开运动会,后来考虑到孩子们的人身安全问题,校长犹豫了。因为这里的孩子都没有买保险。
起先,我们的服务计划是针对高年级的学生,通过跟他们分享我们的自身经历以及交流谈心来给予他们一些心理关怀,提高他们对未来的自信心。但是校长跟我们说,这里高年级的学生特别难管,大多都是家里父母管制不了才送来学校的,上课不听课,老师都管不了他们。于是,校长劝我们放弃。
校长说之前也有大学生来做志愿服务,拍短片,排小短剧,上美术课……但是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改变”。
想起大一大二两年,我相继随学校里的社团去过三个打工子弟学校做过支教活动。印象比较深的是在沙子营学校做的支教。一开始我们怀着满腔热情来到学校,希望给打工子弟小学的孩子们带来新鲜的知识和关怀。校长一开始还非常欢迎我们,每周三空出一节课的时间给我们上课。于是,我们每周三下午从学校坐两个小时的公交到沙子营学校支教,给他们上英语、手工、合唱和舞蹈等兴趣课程。一开始我们的到来让孩子们很兴奋,但是渐渐地,我们支教的这一节课的时间,成了孩子们的集体活动时间,在课堂上嬉闹起来。我接触的是八年级的学生,他们不喜欢上英语课,不喜欢学习,也不知道将来想干嘛。有几个还特别爱捣蛋,经常扰乱课堂秩序。一年下来,我们也反思这每周一节课的支教到底给这里的学生带来了什么?因为我们学校离沙子营学校有两个小时的路程,有时候由于路上堵车我们没能赶上上课的时间,就只能上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期间还要花时间维持纪律。后来,校长认为我们的支教活动妨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我们所教的兴趣课程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于是,我们在沙子营的支教就被迫结束了。
我们很希望能尽己所能帮到这些孩子,给他们一些关怀,但是现实给我们抛出了很多难题:与学校日常教学安排的冲突怎么解决?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给这些孩子一些对他们受用的东西?我们想给的是不是也是他们需要的?
昨天走出红旗学校的校门时,我注意到门旁边的一面墙上挂着,很是醒目“北京师范大学义务支教基地”和“首都师范大学义务支教基地”。
在看看学校里面,孩子们依旧在简陋的教室里上课,用着破旧的课桌。操场还是一块只有几张乒乓球桌的坑坑洼洼的空地。没人给这里的孩子们上保险。学校的食堂没有经过合格的卫生认证。高年级的学生依旧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
而这些,仅仅只靠大学生的“义务支教”或志愿服务究竟能改善多少?